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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天寶年間,有個商洛隱士任升之,曾給右補闕鄭欽悅寫信說:「升之所言是這樣的:我隱退後居住在商洛,久闕披陳,獨往山林,親情之間斷絕往來。有事想向你求問,他日再去拜訪。升之的上五代先宜曾在梁朝作官任太常,當初在南陽王帳下作官時,在鍾山懸崖一處坍塌的墳墓中得到一篇古代的銘文。這篇銘志不講姓氏,用小篆刻的文字說:『龜言土,蓍言水,甸服黃鐘啟靈趾。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文字雖有剝落,但仍很分明清晰。是一場大雨之後,才墜落下來而得到的。當時是梁武帝大同四年。數日後,恰逢盂蘭大會,先祖隨從皇帝一起去同泰寺,便將銘文抄錄下來拿給史官姚訾及諸學官看。他們仔細地研討了幾個月,卻沒有一個人能知曉它的意思的。當時抄錄的文字,現在還裝在筐笥之中。您的學問可以說是生而知之,謀略、運籌兩者兼備。像您這樣有學識的人即使是前賢也比不上,近代也從未聽說過。願您能選其要旨,綜合它的要義,將遺簡的內容註釋闡發出來,以了卻先祖的遺願。這也是我深深盼望的。樂安任升之白。」數日後,鄭欽悅回信說:「迷信的使者已到,忽然看到您的信函,正可滌除我胸中的煩悶。您不忘舊情,甚至要屈駕來訪。又把大同年間的古銘抄給我看,連前輩賢才都不能通曉,我沒有那麼高學識,怎敢輕言狂語呢?這讓我更加慚愧了。我現在正在途中,沒有什麼資料可查閱,只是在馬鞍上探求思考,但也頗有收益。修建這座古墓的人不知是何人之子,選擇這個地方作墓地的人可稱得上是絕代的賢才。對過去和未來的事情,他瞭如指掌。推論事情的始終,絲毫不差,比隗炤能預測到將有姓龔的使者來訪,還要高明。不說葬者的年月,先記載坍塌的時間。從坍塌的時間,來求索初葬的日子,事情就可以知曉了。姚史官也可稱得上是當世的學者,反覆多次與諸儒研討,琢磨一個多月,竟不知那裡面包含的旨意。當然還不止是這一點。推究占卜者的用意,是把事情說得含蓄些,話說得深奧些。這是等待我當那個龔氏使來打開這個疑團哪。如果不是這樣,為什麼你忽然下顧求教於我呢?我稽查各種歷術學說,揣測那些微詞,試著作一次探索,庶幾乎可能揣測出此銘的深意。當年是梁武帝大同四年,這一年正是戊午年。那裡說的『甸服』,即是五百;『黃鐘』即是十一。那是說到五百一十一年墳墓將坍塌。從大同四年向上追溯五百一十一年,是漢光武帝建武四年即戊子年。『三上庚』,說的是三月上甸的庚日,那年三月辛巳是朔日,即初一,再過十日是庚寅日,因此是三月初葬於鍾山的。『七中巳』,說的是七月戊午朔日,也是初一,再過十日便是己巳日,這便是墳墓剛剛坍塌的日子。這一天是己巳可以知道了。『浹辰』是十二,從建武四年三月到大同四年七月,總共為六千三百一十二個月,每月一交替,所以說『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是十八,『重三』是六,尾字是『四百』,六就是千數,十八可知是萬數。從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安葬,到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坍塌,共計為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日。就是銘上說的『二九重三四百圯』。這裡所說的只是年月日的數,按年說是五百一十一年,正合於『甸服黃鐘』;按月算則是六千三百一十二個月,合於『六千三百浹辰交』;按日算則是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日,合於『二九重三四百圯』。從『三上庚』到『七中巳』,根據曆法計算,沒有什麼差錯。所說的年和月日,只要差一個數,就不能相符合了。當初卜者之意,就是等待我來講清楚的。你向我來詢問,是天意早就安排好了的。從政已經很久了,學業早已荒蕪,古人的意思,又是很難推測的,您可以再問問別人。如有收穫可及時告訴我。派使者送還此信面謝。鄭欽悅啟。」據記載,貞元年間,李吉甫任尚書省屯田員外郎兼太常博士。當時宗人李巽為戶部郎中,在南宮閒暇的時候,談到近代儒學術數的著名人物,對李吉甫說:「已故右補闕集賢殿直學士鄭欽悅,對於術數研究精深,尤其對玄奧的事物能夠深思通達,是僧一行所達不到的。因他在那時受到當朝者的壓制,所以不很出名。你知道嗎?」李吉甫回答說:「兄長用什麼來證實呢?」李巽說:「天寶年間,商洛的隱士任升之,自稱五代先祖曾在梁朝作官為太常,大同四年,在鍾山下得到一塊古墓銘。那上面文字隱秘難懂,到處求教於儒學之士,卻沒有一個人能明白它的意思的。於是封存了古銘,告誡兒子們說:『我代代子孫,要用這個古銘訪尋於通曉它的人。如果能有知曉者,我就沒有什麼遺憾的了。』到了任升之這一代,他很通法也很博學。當他瞭解到鄭欽悅的名氣後,就把先祖的意願告訴了他。鄭欽悅說:『你應當抄錄下來給我看看。我好試著研琢它。』任升之便將銘文抄與他。此時正巧鄭欽悅奉朝命出使,剛剛從長樂驛騎馬出發,便得到銘文而對它進行解釋。行至滋水,走了有三十里路,就悟出了其中的奧秘。所以他在信中寫道,『據鞍運思,頗有所得,』這不是件奇事嗎?」辛未年,李吉甫轉任部員外郎。而鄭欽悅的兒子鄭克鈞,也由京兆府司錄調任司門員外郎,李吉甫多次用李巽說的話去問他,雖然符合事實,但鄭克鈞自己卻說丟失了那封信的草稿。每每想那銘文的玄奧至深而又見不到原文,李吉甫都覺得非常婉惜。壬申年,李吉甫被貶為明州長史。在海島之中,有一個隱士姓張,名叫玄陽,因為他明白《易經》,為州將所重用,被召聘安排到閣內。因他講解《周易》卜筮之事,便把鄭欽悅的書信給李吉甫看,李吉甫很高興得到這封信,高興得超過得到寶物。於是立刻將它編成冊,又為它寫文章論述道:「一堆黃土,沒有情。遇到大雨而坍塌,是偶然現象。而深明象數的人,把這偶然發生的事判定在十八萬六千四百天之前。何況是在理亂的時運,而又艱難困厄之時,聖與賢不能相遇,君與臣偶然相合。就像姜子牙得到騰達而被稱作尚父。孔子沒有鳳車卻周遊列國,傅說在巖下因夢被提拔,張良在橋上得神人傳授,這都是必定要應驗的事。然而孔子無暇暖其席,墨子不等到達黔而受挫,為什麼要那樣做?孟子去齊而匆忙得飯都來不及做,賈誼去湘江而憑弔屈原,又這樣眷戀。難道這些大聖大賢,還迷惑於宿命的說教嗎?這是不是獻身而存教,詔示人道而不可偏廢呢?我無法知道。鄭欽悅很快從右補闕升為殿中侍御史,被當時的宰相李林甫所嫉恨,被排斥在外,不能顯露出他的名聲,所以我才要敘述對他的所聞,放在這兩篇書信之後,用來昭著蓍筮的神明,聰哲的對玄妙疑難解釋的本事,奇偶變化的有數,以此贈送給各位好事者,成為後世學子奇妙的玩味品。時間是貞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趙郡李吉甫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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