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倫造紙：革新還是發明造紙術是我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之一。紙發明後，不但改變了“簡重而帛貴”的狀況，而且促進了人類文明的進程，所以造紙術發明家蔡倫一直受到中外人民的崇敬和愛戴。

 　　然而近幾十年來，我國考古工作者曾先後在一些西漢遺址和墓葬中發現了若干紙狀殘片，引起人們的關注：難道真是早在蔡倫之前約200年就有了紙？造紙術還是不是蔡倫最早發明的？新發掘的紙狀物到底是什麼？多年以來，歷代使用的教科書都告訴我們，東漢時期蔡倫開始造紙，從此中國就有了“紙”。

 　　然而，日前敦煌出土的大批古紙提供了有力的證明：早在西漢時期中國就有了真正意義上的紙。“蔡倫發明造紙術”的根據來源於《後漢書》。由於《後漢書》作者對這一事件的記錄非常明確，並且《後漢書》在當時和歷史上都具有重要意義和地位，所以在沒有其他歷史文獻為證的情況下，後人認定，是東漢蔡倫發明了造紙術。

 　　1957年，陝西出土了西漢晚期的灞橋紙；1974年，甘肅居延金關漢代亭燧故址出土了金關紙；1978年，陝西扶風中顏村西漢窯藏出土了中顏紙。這些考古發現使學術界對蔡倫造紙的觀點提出了異議。

 　　一些專家認為，經過考證，這些紙的年代都比東漢早，因此可以說，在蔡倫之前，中國就有了紙，蔡倫不應是造紙術的發明人。另一些專家則對出土這些紙的古墓或遺址的年代以及出土的是不是真正的紙提出質疑，他們認為，雖然在西漢時期中國已造出了植物纖維紙，但其質地較粗糙，結構也比較鬆散，造紙技術僅處於初級階段，而蔡倫對造紙術進行了重大的革新，才使紙的品質和產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成為今天中國人引以為豪的紙。因此，部分專家指出，蔡倫對紙向中國、向世界的推廣普及作出了重大貢獻，即使不是最早造出紙的人，也可以算作“造紙術”的發明人。

 　　1986年，甘肅天水放馬灘再次發現了西漢時期的古紙，與以往考古發現不同的是，這次出土的古紙品質較好，紙面平整光滑，質地薄而軟，上面還有用細墨線繪製的山川、河流、道路等圖形。

經專家考證，這張古紙的“生日”是西漢早期，比東漢蔡倫造紙早了300多年。所以，這是到目前為止，世界上所知最早的天水放馬灘紙，當時成為中國在西漢早期就有優秀紙張的惟一物證。

 　　近日，甘肅敦煌懸泉置遺址的考古研究又有重大發現，甘肅省考古所研究人員在該遺址發掘出土了200多片紙文書殘片和麻紙，成為目前中國考古發掘中發現古紙最多的地方。根據同時出土的簡牘和地層分析，這些古紙的年代從西漢武帝、昭帝宣元及成帝至東漢初到西晉都有。

古紙的顏色和質地也非常之多，有黑色厚、黑色薄、褐色厚、白色薄、黃色厚等8種。從殘留在紙面上的殘渣看，這些古紙主要用麻織物和很細的絲織物製成，用於書寫文件、信件及包裹物品。

 　　此次敦煌出土古紙的數量之大、品種之繁多、時代跨度之久，在中國考古發掘中尚屬首次。

這些古紙的發現，使考古界、造紙界和歷史學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其中一些人對新材料不予承認，而另一些人認為早在西漢初期，我國已發明了造紙術，而且當時造出的紙已經可以用於書寫文字和繪圖，這比蔡倫早了兩三百年。

並由此推斷：蔡倫是造紙術的改造者，而不是發明者。蔡倫只是擴大了造紙原料的來源，把樹皮、破布、麻頭和魚網這些廢棄物品都充分利用起來，降低了紙的成本，尤其是用樹皮做原漿紙的先聲，為造紙業的發展開闢了廣闊的途徑。 　　我們分析研究古紙，首先應明確“紙”的含義。

 　　在古代，埃及有草紙，歐洲有羊皮紙，我國有作書寫用的縑帛謂之紙和蔡侯紙。其中只有植物纖維製造的蔡侯紙對世界造紙工業的發展及人類文明的傳播具有深遠影響，其基本工藝一直沿用至今。

蔡倫造紙的基本點是植物纖維經過剪切備料、漚煮、舂搗、加入或不加入輔料、抄造成型、乾燥，製成符合書寫或某種用途的薄片，稱之為紙。 　　通過古紙標本的分析研究，可以知道它經歷了什麼樣的工藝處理。

沒有經過造紙基本步驟處理的纖維薄片，就不能稱之為我國古代傳統概念上的紙，如果除基本步驟之外還採用了其他新的工藝措施，在標本上也能留下痕跡，通過分析研究更可以瞭解當時的工藝。

面對近幾十年出土的若干西漢古紙殘片，中國制漿造紙工業研究所都做了大量的跟蹤訪問和研究。據該所高級工程師王菊華介紹，他們主要分析了8次發掘，近20個樣品，基本代表和反映了歷次出的土西漢古紙的主要內容。

結論認為：“灞橋紙”的切斷程度較差，或者基本沒有經歷過符合造紙要求的切斷處理；且經加工後的薄片不是抄造而成，而是人工揭離而成；同時，“灞橋紙”的纖維端部斷口整齊，無起毛帚化現象，可見原料沒有經過打漿或舂搗。

因此，“灞橋紙”不是紙，而是一些廢舊麻絮在銅鏡下的襯墊物。放馬灘紙質地圖，由於沒有機會取樣作破壞性化驗，只是根據顯微鏡外觀分析認為，紙地圖由許多纖維斷片、纖維渣及含量不低的白色泥狀———細顆粒狀物組成，粒狀物含量約為30—40％，有可能還要高一些。由於其含有較常規紙過多的粒狀物，因此這紙質地圖是不是紙？是什麼樣的紙？有待進一步研究。

 　　並且，這樣一件物品能在有積水而且死者屍骨都腐爛無存的墓葬中殘留下來，也令人生疑。

對於幾次非墓葬形式烽火隧和驛站等出土的紙狀殘片，總的化驗結果是，殘片出土的遺址在時間斷代上干擾太大，在某些西漢遺址或西漢土層上出土的殘片不一定都是西漢紙。馬圈灣部分紙中有填料，有澱粉膠料；懸泉紙中部分紙的原料是樹皮，是草漿。根據史書記載，這都是很晚的事了。我國草漿的使用最早也得在唐宋年間，因此結論認為許多遺址干擾太大，很難為據。

 　　綜上所述，以墓葬形式出土的西漢紙狀殘片，有的不是紙，有的不是古紙，有的問題頗多。

就在人們爭論造紙術發明于西漢還是東漢時，另一些學者透過古紙研究，引發了對考古學的思考。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史前考古學教授陳淳說，西漢有紙的問題實質上是中國特定歷史階段的一種產物，有其產生的外因和內因。

外因是長期以來左傾思潮左右學術研究的偏激社會氣氛；內因是有關學者學術作風的粗疏和草率。比如宣佈西漢有紙的人本身不是考古學者，而是發現所謂“灞橋紙”的人，當時的專業水準並不能勝任處理這類重要的考古工作，再加上我國考古學傳統有只重現象不重原因，只重器物不重相關背景的編史傾向，助長起一種傾心於追求中國第一或世界第一，和越早越顯赫的不正常心態，致使一些學者不願意從事必不可少的、常常是枯燥細微而又默默無聞的材料收集分析工作，而醉心於追求急功近利的轟動效應，甚至不惜採取歪曲、隱瞞事實真相的手法來達到這種目的。像這樣僅僅依據一個遺址或少數幾個遺址中出土的幾件可疑紙狀物來否定和改寫歷史定論的輕率做法，恐怕在世界上也是絕無僅有的。

 　　任何重要發現的孤例都可能有例外，要做如此嚴肅的歷史結論，科學工作者必須慎之又慎，在沒有掌握充分而可靠的證據之前，切忌下任何斷然的結論。 　　紙，作為書寫材料，並不是從來就有的。相傳中國上古曾有過結繩記事的時代。那時，連文字也不曾有，更談不上書寫文字的紙張了。

商、周時代文字已經成熟，可還不曾有紙，我們的祖先就想出了各種記錄文字的辦法。他們起初是把文字鐫刻在烏龜的腹甲和牛、羊等動物的胛骨上。刻在這些甲骨上的文字，叫做“甲骨文”；春秋戰國以後，我們的祖先又開始使用新的記載文字的材料———簡牘和縑帛。簡牘是幾種東西的總稱，把竹子、木頭劈成狹長的小片，再將表面刮削平滑，這種用作寫字的狹長的竹片或木條叫做竹簡或木簡，較寬的叫做竹牘或木牘。

簡的長度不一樣，有的長三尺，有的只有五寸。經書和法律，一般寫在二尺四寸長的簡上。寫信的簡長一尺，所以古人又把信稱為“尺牘”。 　　面對考古界就蔡倫是否為造紙術發明人提出質疑一事。國內首家紙文化博物館———陝西洋縣蔡倫紙文化博物館的高尚館長認為，直至目前，尚無人能完全證實蔡倫不是我國造紙術發明人，而造紙術不管是蔡倫受前人啟示借鑒，還是獨創，他對世界文化發展所作的貢獻，都是功不可沒的。高館長說，不管哪一種觀點，都要靠史實來證實。

允許有爭議，但爭議需要古文獻、考古挖掘來做充分的考證。

就目前資料來看，蔡倫之前，尚沒有加工植物纖維製成的紙漿，而蔡倫是有意識採用植物纖維來加工紙漿並規模生產的。而且，考古工作也可能會出現紕漏，比如在西漢的遺址上，也有可能出現東漢時期的物品，要證實其年代，還需要做細緻的工作。

高館長稱，此前，灞橋紙曾被作為我國最早的紙陳列於北京故宮博物院，但後來由於缺乏史實依據，又從博物院撤了出來。所以雖有文物出土，提出觀點前也應進行嚴謹的論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