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究竟是功還是過在1940年至1942年，國畫家張大千兩次赴敦煌莫高窟臨摹壁畫，在那裏逗留的時間加起來約一年多。

 　　當時，關於張大千如何“破壞了敦煌壁畫”的種種流言蜚語，曾多次見諸報端。官方也曾一再地對張大千進行“查辦”，甘肅省政府主席谷正倫就曾給張大千打去措辭嚴厲的緊急電報：“對於壁畫，勿稍汙損，免滋誤會”，以示“嚴重警告”。接著，大批的國民黨軍統特務“奉命”對張大千實施“嚴密搜查”，結果一無所獲。

 　　50年前的公案後來，甘肅省參議會立案控告張大千，說他“借名網利，破壞敦煌古跡”。而且，他們還要求甘肅省駐南京的中央立法委員與監察委員也要對張大千進行“提案彈劾，就近查究”；要求南京政府對張大千“予以嚴辦”，“以重歷史文化而儆效尤”。最後，“最高法院”宣判張大千“無罪”。 　　

在敦煌藏經洞發現和敦煌學誕生百年紀念之際，某報一篇長篇報導的刊出，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張大千是否破壞了敦煌壁畫，也就成為了許多人爭論的焦點。這篇報導裏說：“羅華慶在回答記者詢問時指出，張大千剝損的壁畫總共約有30餘處。”“他首先剝去第一層的西夏壁畫，然後又剝去第二層的晚唐壁畫，如今人們只能看到最下面的盛唐壁畫，而盛唐壁畫因前人覆蓋時為了增加泥土粘合力，已被劃得面目全非。”“如此典型的被他剝損壁畫的石窟還有第108窟、454窟等。”報導確定，“這些壁畫的剝損是張大千所為”，而張大千這樣做，不算是一種考古性質的舉動。

報導最後感歎說：“100年前，王道士為了整修莫高窟而向外國人出賣藏經洞文物，相隔40年，張大千一面宣揚敦煌藝術，一面卻為了個人私欲隨意剝損敦煌壁畫，這是愚昧時代的兩個悲劇。”

對此報導，羅華慶認為是“有失偏頗”的。羅華慶說：“在接受該記者採訪時，我只是說：”用現在的眼光來看，當年張大千剝損壁畫的行為是一種破壞。

‘他的言下之意，在當時特定的環境中，張大千剝損壁畫的行為是情有可原的，他並不是敦煌的“罪人”。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李永翹則認為，該篇報導不但沒有“證實和揭開這個歷史謎團”，反而顛倒了黑白，混淆了是非，用流言代替歷史真實。這位張大千故鄉的專家曾歷經數年，行程萬里，查檔無數，對此問題作過全面的調查研究。

“無數不可辯駁的證據表明，張大千先生是清白的、無辜的，他沒有破壞敦煌壁畫”。“他對於敦煌藝術的功績，將永載史冊”。“張大千是有功的，他是研究敦煌壁畫產生巨大影響的第一人，他對弘揚、傳播敦煌藝術做出了很大貢獻。” 　　

中國敦煌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樊錦詩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對張大千持非常肯定的態度，這與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張大千是敦煌罪人”的說法是截然相反的。

她認為，國內的敦煌學在不斷的發展研究當中，粗略地劃分可以分為三期：早期以張大千、黃子雲、何正璜、鶴昌群等畫家、專家教授為代表；解放後以常書鴻、段文傑等人為領銜人物；80年代後則是金維諾及更為年輕的研究人員。

她說敦煌莫高窟是“中古時代的百科全書”，是“古代學術的海洋”，憑一己之力是無法研究敦煌學的，它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不斷發展的。故此，她認為，張大千功不可沒，正是他和後來的敦煌學權威常書鴻完成了交接。那麼，最近關於“張大千破壞壁畫”的消息是由何而來的呢？樊錦詩認為，這純粹是聽了“傳說”，“我們敦煌研究院的人絕不會說張大千破壞了壁畫。”

她說，早在40年代，曾有“張大千破壞、偷盜壁畫”的說法，最後鬧到南京的“最高法院”，結果判定張大千“無罪”。現在這一說法，不過是“舊瓶新酒”罷了。

如何解釋現在敦煌壁畫上遭破壞的痕跡呢？樊錦詩說，1965年她來敦煌時，莫高窟尚處於缺乏管理的狀態，“亂得很”，更何況在40年代。

當時，這裏還曾用作馬鴻逵騎兵的馬廄；張大千來臨摹壁畫期間，人員進出很雜，誰也不能肯定說被毀壞的壁畫就是張大千所為。

樊錦詩一再強調，張大千至今留下的明顯痕跡，只是對洞窟的編號，而編號是研究工作必須做的，現在他們研究人員也會給洞窟重新編號。她同時讚歎說：“他編號的書法雄渾有力。